從社會史的觀點看，五四以后中國傳統(tǒng)的民間社會正開始向現(xiàn)代的公民社會轉(zhuǎn)化;中國人的價值觀念也在隨著這個轉(zhuǎn)化而不斷的調(diào)整。

　　——余英時《中國情懷》

　　明太祖洪武十三年(1380)廢除相職，從此“士”在朝廷上便失去了一個權(quán)力的凝聚點，即使僅僅是象征性的。……黃宗羲說：“有明之無善治，自高皇帝廢丞相始也”。

　　——余英時《中國情懷》

　　一彎殘月渡流沙，訪古歸來興倍賒。

　　留得鄉(xiāng)音皤卻，不知何處是吾家。

　　——余英時《中國情懷》

　　今天中國一般人民的精神饑渴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，真可謂史無前例了。精神饑渴只有精神食糧才能解救。在過去，這是儒、釋、道三教所負擔的任務(wù)。今天姑不論支離破碎的三教已自顧不暇，即使完整，恐怕也不足以應付這全新的精神危機。知識分子雖然“洋話語”五色斑，但這種局勢卻不是花言巧語所能化解得了的。

　　——余英時《中國情懷》

　　我曾聽到不少人說，21世紀中國即將成為科技大國，因為中國人既聰明，又靈巧，特別在技術(shù)方面確實具有無窮的潛力。我沒有理由懷疑這一說法，而且已有不少事實在支持著這個推斷。但是我總想問一個問題：即使這一天到來了，中國人便真的感到完全滿足了嗎?科技徹頭徹尾是西方文化的產(chǎn)品，而且毫無可疑是從一種更高的精神境界中轉(zhuǎn)出來的。難道中國人百年以來追求的僅僅是魏源所謂“師夷之長技以制夷”這一件事嗎?

　　——余英時《中國情懷》

　　鳳泊鸞飄廿九霜，如何未老便還鄉(xiāng)。

　　此行看遍邊關(guān)月，不見江南總斷腸。

　　——余英時《中國情懷》

　　總結(jié)地說，在中國現(xiàn)代史上，五四是價值觀念轉(zhuǎn)變的關(guān)鍵時代。這是由于知識分子自動自發(fā)并且有意識有系統(tǒng)地進行了“重新估定一切價值”的巨大努力。五四的知識分子不但徹底沖擊了傳統(tǒng)的價值系統(tǒng)，而且也引進了許多新的價值，如民主、科學、自由、人權(quán)之類。這些新的價值在七十多年之后仍然是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。五四以來新價值盡管名目繁多，但從根源上說，都可以歸系到一個中心價值上，即個人的自作主宰;這是從譚嗣同、梁啟超到蔡元培、早期的魯迅和陳獨秀、胡適等所共同提倡的。然而這決不是說，他們所向往的是西方式的個人主義，而置國家民族的大群于不顧。相反地，他們都是在建立新的群體秩序這一大前提之下，倡導個性解放、個人自主的。

　　——余英時《中國情懷》